年老的迷惘一代

 

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七八十年代,紧接着,他们再度热情地召唤另一场广场和街头的暴力对峙,像他们年轻时经历过的那样,以为在“星星的弹孔中”,仍将能“流出血红的黎明”,然而没有,随后就是流亡、沉寂,或消失,或转型,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能说出这番话的诗人和作家,能按照这样的肯定性精神去创作的诗人和作家,即便最终酗酒而死,用猎枪射穿自己脑袋而死,或精神疯狂而死,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热爱食指和顾城胜过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因为这两位是那个贫困时代里真正曾诉诸爱、同情、希望等等人类光荣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人,在一个诗人赖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现实生活中,他们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却恐惧,呈现给我们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虽然那世界还不够广大。

 

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怀疑和否定达到不朽,就像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暴力和性器官来达到不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颂扬高贵、德性和智慧,并对人性的肮脏和邪恶保持沉默,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从古希腊到先秦,从荷马的英雄礼赞到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苏格拉底谈论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传里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古典作家懂得,惟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而作为我们父辈的那批中国作家,多数只知道通过反抗和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速成,这之间的差距,又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政治境遇使然,作为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为五十年代生人的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