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与文学史

从文学史诞生时起一直到现在,大部分文学史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族文学史,比如说德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 天经地义的事情,诸如“英国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民族文学”的概念,很少得到认真的反省和考察。事实上,民族国家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不言自明 的。

从欧洲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史和民族文学的概念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一直到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的主流思想还是把不同地域和时代的文学看作是一个共 时的系统,放在一个层面上加以讨论,用一套普遍性的评价标准来衡量这些文学作品,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到了十八世纪,首先是在德 国,出现了对这种观念的反动。这是跟德国的民族意识的兴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德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知识分子觉得需要从文化上来界定自己的民 族身份,用民族意识来促进德国的统一,特别是在面对拿破仑法国入侵的时候,这种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于是出现了德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观念。不再是从普遍的理 性的角度看待文学,而是从一种民族的立场来肯定自身的文学,寻求它的源头,追溯它的历史。所以“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建构,而且它内在地包含着从源头起 不断发展的这样一种历时性的叙事模式,这样一种历时性的叙事模式又是面向未来而开放的,“民族文学”必须承担教育国民、建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任务,于 是“文学史”就应运而生,可以说从诞生时起,“文学史”就是和民族文学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最早也是最重要的 是赫尔德,他系统地提出了“德国文学”的观念和德国文学史写作的要求,并且编选过一部德国民间诗歌的选集,施莱格尔兄弟则是真正意义上德国文学史写作的先 驱,而在格尔维努斯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德国文学在民族统一中的作用的强调,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欧洲,整个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民族意识和历史观念高涨的时期。在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大量民族文学史的著作。我们都熟悉法国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的 文学三要素说,泰纳自己就写过一部《英国文学史》。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史家朗松,他写过一部《法国文学史》,他的观念是文学史应该提供“民族文学生活 的肖像”。在英国也同样,韦勒克有一本专著叫《英国文学史的形成》,专门做过讨论。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民族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到大学体制 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前古典研究的地位。当时在英国的教育界就有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大学里一定要强调古典文学(比如说希腊文学、拉丁文学),难道 英国自己的文学就不能成为典范么?后来英语系的地位直线上升,而古典文学课程则渐渐衰落。而且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英国文学”也蔓延到印度这样一些殖 民地国家,并且成为一种塑造民族认同的强有力的工具。

显然,民族文学的观念也好,文学史也好,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广阔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 专业化的发展,“民族文学”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韦勒克就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他认为那种“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概念”包含着“明显 的谬误”,在他看来,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不存在单一的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它们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互相之间影响渗透很深。十 九世纪过于强调民族语言所构成的障碍了。在某种程度上,韦勒克回到了早先欧洲的普遍主义立场,认为所有民族的文学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韦勒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关注的主要是欧洲文学,或者是包含美洲、俄罗斯在内的整体的西方文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 被看作一个整体。但是韦勒克忽视了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在这些地方,“民族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呢?这里有必要引入萨义德的观点。萨义德的《东 方学》对西方的东方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在他看来,东方学家对东方的再现是一种静态的、全景式的观照,完全排斥了文学和历史的叙事。他没有专门讨论文学 史的问题,但他显然很看重阿拉伯文学所表达的那种鲜活的、不断流动的经验,可以冲破僵化的东方学的思维模式。所以他高度评价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 学的文化传统的解释。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有一个地方追溯了“民族文学”观念的历史,他特别指出在二战前后,在去殖民化运动的过程中,第三世 界国家也出现了“民族文学”的观念,而这种“民族文学”是和反殖民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西方国家,“民族文学”观念受到重重质疑的话,那么在 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却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活力。

不过总体来看,萨义德对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文学”观念仍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流亡经历以及他对巴勒斯坦历史的反思,使得他 对任何单一的、纯粹的、本质化的“民族认同”都非常警觉。他提倡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比较方法”,不过和韦勒克那样一种带着普世乐观心情的普遍主义不同,由 于纳入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萨义德更多关注的是在那些身份认同彼此重叠交错的区域,探讨种种跨界的和寻求新的空间的文学实践。

如果“民族文学”观念的基础已经收到如此大的冲击,甚至“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都已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那么文学史的写作还是可能的么?这恐怕 是当代的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还在大量生产种种民族文学史,比如说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估计都有上千部,但那大部分不过是教材,与严 肃的思想学术工作无涉。除非我们把“民族文学”视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我们大概很难心安理得的写一部民族文学史了。韦勒克曾经设想过一种超越“民 族文学”之上的总体文学史,但即使不是不切实际,也是困难重重,很难保证写出来的不是一锅大杂烩。

我们今天已经充分认识到“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是建构的产物,但是我们也不必走到另一个极端,非得否定它们不可。在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复杂性的前 提下,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也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各种“民族认同”重叠交错之处,萨义德所提倡和身体力行的“比较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堪为表率的成果,而在“民族认同”的内部,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的研究,足以为单一的“民族文学”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我们有可能不再将“民族文学” 视为同质化的、单一的单元,而是对它获得更为复杂和生动的认识。这里介绍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区域文学研究的一篇奠基性的文 献,文章题目叫《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收入《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写于1903年。朗松主张将目光从少数生活在巴黎的大作家 转移到外省,“对文学活动在各地区的表现多些观察并进行系统的考查”,通过对各地区的研究,总的法国文学史就会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朗松这里提出了“文学 生活史”的概念,即不光是研究作家作品,还要研究读者的阅读,作家的迁徙等等“文学生活”,于是就有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之外,还写出一部“法国的文学 史”(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启发的观点。这是一百年前的文章,在那个时候朗松就已经突破民族文学史的框架了,虽然还只是在设 想的层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朗松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的赞赏,此后就有不少学者在它的引导下从事研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获益 匪浅,特别是在区域文学的研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