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文明与孤独

法国年鉴学派中专治“心态史”的阿力耶斯(Philippe Aries)在《西方的死亡态度》得出如此结论:“古代对待死亡的带毒是熟悉的、亲密的、温柔的,生死被当作一体来看待。这与我们的态度形成剧烈对比,死亡在我们身上激起恐惧,我们甚至不敢直呼其名了”。

爱里亚斯(Norbert Elias)毕生研究的主题是西方社会的“文明化”,就和伟伯用“理性化”去总结现代世界的变演一样。其巨着《文明化进程》是一部百科全书,从封建制度、交通秩序、用餐礼仪一直谈到吐痰擤鼻涕,他在这一切课题上看见了文明化的力量。“在文明化过程之中,人类生活一切基本的、动物性的面向都比先前更全面更均匀也更分化地受到社会规则与个人良心的束缚”。于是,洒尿吐痰,求爱动怒等一切本能都“被羞怯感或拘束感掩盖”。“这些面向则自社会生活退居幕后,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跟公开的社会生活脱节了”。十五世纪的贵族会在国宴上用袖子擦抹油腻的嘴巴,十六世纪的男子一难过便会在大庭广众痛苦流涕。如今,我们的情绪和动物本能却被严密地封锁在最恰当最狭小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耻感范围则不断扩大,对他人行为和反应的预测也越来越有把握。

这当然是种进步。现代国家垄断了一切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所以不必再怕出门远行遇上强人,不必提防市场上的吵嘴变成决斗。再加上医学昌明,每个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生一窝小孩也不用准备夭折一半,甚至涟死亡的痛苦都能减缓。所以躺在医院寿终正寝是种正常的预期,往日常见的“横死”反倒成了意外。问题只是人类对待临终者的行为也变得文明了,“死亡正如其他的动物性面向,在这一文明化趋势中益发成为社会生活的幕后过程,成为被掩蔽的形像”。

人没有那么容易死了,临终的肉体折磨也少了许多,可是临终的孤寂却越发强烈,因为这个文明化的经历还没有发展出应对临终的适宜方式。不过我们却把一个将死的人抛离出去,切断他最正常的社会生活,隔绝他最熟悉的人际网路。他就这么呆在一间了无生气的病房,与一群陌生人朝夕共对。见得最多的不是亲人,而是医生,说得最多的不是家事,而是病况。那是一个突然而剧烈的转变,甚至连语言的范围都不一样了。探望病人的亲友常常不知该说甚麽才好,他们要不是空洞地鼓励他勇敢,祝福他康复,就是在沉默中寻思逃离的时机。而以前的人,爱里亚斯认为他们都是熟悉死亡的人,因此有一套别具意义的仪式(包括仪式化的语言),也比我们更懂得与临终者相处。

社会学家爱里亚斯还简单(甚至粗暴)地否定了四百年来的现代哲学,他批评现代哲学把人想像成一个内在封闭的小世界,老是试图在独立于外在的个人生命中寻找某种意义。“由此产生了一个自我形像的扭曲,彷佛他是完全自主的存在。这也许反映了真正的、强烈的孤寂感”。如果 “意义”要用语言说明表述,而语言又必然是社会沟通的产物,那又怎麽可能会有“一个人”的生命意义这种东西呢?偏偏现代的临终者相信自己“独一无二的回忆,只有他才瞭解的情绪和体验,还有他本人的知识和梦想”都将随他而去。别人不懂得对他说话,他也无法恰当表白自己,就连恐惧,有时候他也不敢公然启齿。然后,某一个夜晚,在没有人知晓的情况下,他走了,一个小世界就此终结。这就是临终者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