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的迷惘一代

 

好几个月前,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的《论僭政》,没有完全读懂,但他在文章开始前抄录的一段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的话,却轻易地打动了我。

 

“反政府的写作习惯本身对人格有一种不利影响。因为,凡有这种习惯的人也就倾向于违法,违反的即便是一种不合理的法,也倾向于使人们变得完全无法。”

 

这段话让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颇负盛名的当代中国作家和艺术家(请原谅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不是一篇声讨和指责的檄文,对他们的谈论只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时代,在那样一个需要违法和认同违法的动乱年代,作为一个青年的天然反叛热情和作为一个人的反抗不合理社会的勇气,在他们身上自然结合成激动人心的伤痕,借助文学的名义,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七八十年代,紧接着,他们再度热情地召唤另一场广场和街头的暴力对峙,像他们年轻时经历过的那样,以为在“星星的弹孔中”,仍将能“流出血红的黎明”,然而没有,随后就是流亡、沉寂,或消失,或转型,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岁月和成功只让他们多了一丝傲慢与刻薄,和对过去的热切怀念,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正是这些愤怒、怀疑、批判和嘲讽的声音,构成了在我们之前的当代文学史,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

 

“你们是迷惘的一代。”当迈入老年的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出这番话之后,年轻的海明威并不赞同,他在夜里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为中心和思想上的懒散,以及自己这一代作家强烈的自我约束,他迷惑地想,是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他坐在丁香园内伊元帅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让什么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肮脏的随便贴上的标签都见鬼去吧”,他起身回家。虽然很多年后,他开枪自杀,但那并不是迷惘的后遗症,那个有力量将“迷惘”与传道书并列的海明威,和那个写下《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会同意他的同时代作家福克纳(虽然他们关系并不好)说过的一段话:“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能说出这番话的诗人和作家,能按照这样的肯定性精神去创作的诗人和作家,即便最终酗酒而死,用猎枪射穿自己脑袋而死,或精神疯狂而死,却要胜过那些终生只懂得怀疑、批判、揭露、嘲讽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热爱食指和顾城胜过他们的同时代诗人,因为这两位是那个贫困时代里真正曾诉诸爱、同情、希望等等人类光荣的情感来打动读者的人,在一个诗人赖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现实生活中,他们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却恐惧,呈现给我们一个值得生活的世界,虽然那世界还不够广大。

 

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怀疑和否定达到不朽,就像没有人能单纯通过暴力和性器官来达到不朽,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因此他们总是颂扬高贵、德性和智慧,并对人性的肮脏和邪恶保持沉默,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义上的拒绝。从古希腊到先秦,从荷马的英雄礼赞到三百篇“温柔敦厚”的诗教,从苏格拉底谈论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传里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这样。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但古典作家懂得,惟有通过颂扬和描述美好,才真有可能对一个不好的社会有所改善,而作为我们父辈的那批中国作家,多数只知道通过反抗和批判丑恶的方式,以求速成,这之间的差距,又不仅仅是时代使然,政治境遇使然,作为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群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为五十年代生人的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的名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地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

“民族文学”与文学史

从文学史诞生时起一直到现在,大部分文学史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族文学史,比如说德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 天经地义的事情,诸如“英国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民族文学”的概念,很少得到认真的反省和考察。事实上,民族国家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不言自明 的。

从欧洲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史和民族文学的概念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一直到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的主流思想还是把不同地域和时代的文学看作是一个共 时的系统,放在一个层面上加以讨论,用一套普遍性的评价标准来衡量这些文学作品,当时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评价体系。到了十八世纪,首先是在德 国,出现了对这种观念的反动。这是跟德国的民族意识的兴起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德国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知识分子觉得需要从文化上来界定自己的民 族身份,用民族意识来促进德国的统一,特别是在面对拿破仑法国入侵的时候,这种要求变得更为迫切,于是出现了德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观念。不再是从普遍的理 性的角度看待文学,而是从一种民族的立场来肯定自身的文学,寻求它的源头,追溯它的历史。所以“民族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建构,而且它内在地包含着从源头起 不断发展的这样一种历时性的叙事模式,这样一种历时性的叙事模式又是面向未来而开放的,“民族文学”必须承担教育国民、建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任务,于 是“文学史”就应运而生,可以说从诞生时起,“文学史”就是和民族文学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最早也是最重要的 是赫尔德,他系统地提出了“德国文学”的观念和德国文学史写作的要求,并且编选过一部德国民间诗歌的选集,施莱格尔兄弟则是真正意义上德国文学史写作的先 驱,而在格尔维努斯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德国文学在民族统一中的作用的强调,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欧洲,整个十九世纪可以说是民族意识和历史观念高涨的时期。在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大量民族文学史的著作。我们都熟悉法国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的 文学三要素说,泰纳自己就写过一部《英国文学史》。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文学史家朗松,他写过一部《法国文学史》,他的观念是文学史应该提供“民族文学生活 的肖像”。在英国也同样,韦勒克有一本专著叫《英国文学史的形成》,专门做过讨论。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民族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进入到大学体制 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前古典研究的地位。当时在英国的教育界就有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大学里一定要强调古典文学(比如说希腊文学、拉丁文学),难道 英国自己的文学就不能成为典范么?后来英语系的地位直线上升,而古典文学课程则渐渐衰落。而且伴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英国文学”也蔓延到印度这样一些殖 民地国家,并且成为一种塑造民族认同的强有力的工具。

显然,民族文学的观念也好,文学史也好,都是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一广阔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到了二十世纪,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 专业化的发展,“民族文学”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韦勒克就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他认为那种“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概念”包含着“明显 的谬误”,在他看来,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不存在单一的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它们都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互相之间影响渗透很深。十 九世纪过于强调民族语言所构成的障碍了。在某种程度上,韦勒克回到了早先欧洲的普遍主义立场,认为所有民族的文学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韦勒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关注的主要是欧洲文学,或者是包含美洲、俄罗斯在内的整体的西方文学,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 被看作一个整体。但是韦勒克忽视了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在这些地方,“民族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呢?这里有必要引入萨义德的观点。萨义德的《东 方学》对西方的东方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在他看来,东方学家对东方的再现是一种静态的、全景式的观照,完全排斥了文学和历史的叙事。他没有专门讨论文学 史的问题,但他显然很看重阿拉伯文学所表达的那种鲜活的、不断流动的经验,可以冲破僵化的东方学的思维模式。所以他高度评价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文 学的文化传统的解释。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有一个地方追溯了“民族文学”观念的历史,他特别指出在二战前后,在去殖民化运动的过程中,第三世 界国家也出现了“民族文学”的观念,而这种“民族文学”是和反殖民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西方国家,“民族文学”观念受到重重质疑的话,那么在 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却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活力。

不过总体来看,萨义德对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文学”观念仍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流亡经历以及他对巴勒斯坦历史的反思,使得他 对任何单一的、纯粹的、本质化的“民族认同”都非常警觉。他提倡的是“一种全球性的比较方法”,不过和韦勒克那样一种带着普世乐观心情的普遍主义不同,由 于纳入了第三世界的视野,萨义德更多关注的是在那些身份认同彼此重叠交错的区域,探讨种种跨界的和寻求新的空间的文学实践。

如果“民族文学”观念的基础已经收到如此大的冲击,甚至“民族认同”和“民族身份”都已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那么文学史的写作还是可能的么?这恐怕 是当代的文学史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还在大量生产种种民族文学史,比如说当代的中国文学史估计都有上千部,但那大部分不过是教材,与严 肃的思想学术工作无涉。除非我们把“民族文学”视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我们大概很难心安理得的写一部民族文学史了。韦勒克曾经设想过一种超越“民 族文学”之上的总体文学史,但即使不是不切实际,也是困难重重,很难保证写出来的不是一锅大杂烩。

我们今天已经充分认识到“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是建构的产物,但是我们也不必走到另一个极端,非得否定它们不可。在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复杂性的前 提下,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也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各种“民族认同”重叠交错之处,萨义德所提倡和身体力行的“比较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堪为表率的成果,而在“民族认同”的内部,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的研究,足以为单一的“民族文学”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我们有可能不再将“民族文学” 视为同质化的、单一的单元,而是对它获得更为复杂和生动的认识。这里介绍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可以把它看作区域文学研究的一篇奠基性的文 献,文章题目叫《法国外省文学生活史研究计划》(收入《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写于1903年。朗松主张将目光从少数生活在巴黎的大作家 转移到外省,“对文学活动在各地区的表现多些观察并进行系统的考查”,通过对各地区的研究,总的法国文学史就会呈现出更丰富的面貌。朗松这里提出了“文学 生活史”的概念,即不光是研究作家作品,还要研究读者的阅读,作家的迁徙等等“文学生活”,于是就有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之外,还写出一部“法国的文学 史”(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启发的观点。这是一百年前的文章,在那个时候朗松就已经突破民族文学史的框架了,虽然还只是在设 想的层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朗松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的赞赏,此后就有不少学者在它的引导下从事研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篇文章中获益 匪浅,特别是在区域文学的研究方面。